武磊加盟西班牙人队，无疑是近日中国足坛的一大热点，也是中国足坛近来少有的高兴之事。兴奋之余，不少球迷冷静下来，开始为武磊的前景担忧起来。

武磊加盟西班牙人出席新闻发布会现场图

　　毕竟，武磊此番加盟西班牙人抛开其他各种背后的力量，很重要一点还是因为武磊属于一种“商业模式”的加盟，因为先前已经有过张呈栋、张稀哲等这样的中国球员也是“商业模式”下操作的转会，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就像西班牙不少媒体所称，“武磊属于‘商业模式’加盟，前景不让人看好。”不过，尽管武磊此番加盟的确有“商业”因素，但武磊的这种“模式”还是有别于先前张稀哲、张呈栋那样的“商业模式”，甚至某种程度上，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已经普遍采用了“武磊模式”。

①“收购”不同于“赞助”

　　随着欧洲职业足球的发展，任何一名球员的转会其实已经不再单纯是靠实力、靠水平就能够实现或完成的，即便是像C罗这样的转会，整个过程中也夹杂了太多的商业因素。

　　所以，过去那种球员凭实力与水平、从一家俱乐部跳槽到另一家俱乐部，新东家纯粹支付一笔转会费，就算完成“转会”。这样的事情在现代足坛几乎已经消失。当然，在转会过程中，各种利益以及商业细节，则外界并不知晓，或者说了解不多。因而，动辄“商业模式”一言蔽之，恐怕很大程度上会出现某种判断失误。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足坛的代表性人物三浦知良加盟意甲的热那亚队，的确就是我们认知中的最初的“商业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赞助模式”：日本企业掏钱买下热那亚队球衣的胸前广告，以此作为交换，热那亚队吸引三浦知良，并为其提供出场机会。这样的“赞助模式”，在上个世纪欧洲足坛开始全面商业化发展时较为盛行，不仅仅日本如此，韩国企业也是靠着赞助，将韩国球员送出去。

　　但是，这种模式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或许可行。但数年前，中国企业想再用这种方式将张稀哲、张呈栋等送出去，指望着这些中国球员因此能够得到那些欧洲俱乐部的认可，恐怕就显得有些“过时”了。特别是考虑到整个中国足球最近几年的整体水平以及在国际足坛的影响力与地位，中国球员想要获得欧洲教练的认可，难度之大，不难设想。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球员如此，近邻韩国、日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看着日本有那么多的留洋球员，但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那些欧洲俱乐部的“东家”已经发生了变更。

　　也就是说，那些闯荡欧洲的日本球员中，不少其实也是通过“商业模式”加盟的，只不过我们更多地忽略了这样的细节变化，或曰因为我们对中国足球有一种说不出的“怒其不争”，以近邻之表面光鲜来进一步“挤兑”中国足球，所以采取了“选择性忽略”的办法与手段。

武磊获2018中超射手王

②“武磊模式”早为采用

　　实际上，当我们将武磊此番加盟西班牙人称之为“中资欧洲俱乐部+中国球员”的新型留洋模式，或者更简单地概括为“武磊模式”时，这样的模式不仅在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伊朗等亚洲足坛一流强国中普遍存在，像新近崛起的卡塔尔更是采用如此模式。

　　即便是像泰国等这样的小国，也已经广为采用。只不过，由于国内足坛满足于“窝里横”、追求国内的风光等这样的“自娱自乐”的方式，因而也就不会去认真研究、学习近邻的发展之路。

　　就以本届亚洲杯赛上已经闯入冠亚军决赛的日本队为例。司职中场或中后卫的16号冨安健洋与中场球员6号远藤航两人同时效力于比利时的圣图尔登(Sint-Truiden V.V.)足球俱乐部。

　　但我们或许并未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家俱乐部在2017年6月份就被日本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DMM集团公司所收购。后者专门成立了足球事业部，取得有参与营运STVV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成为商业伙伴。至同年11月份，DMM集团又取得比利时足球甲级联赛的经营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在俱乐部的经营权被日本公司收购之后，1997年出生的富安健洋在2017年夏就从原来的福冈队加盟该队；1993年出生的远藤航则在2018年夏加盟该队。

　　除了这两名球员外，还有1996年出生的左后卫小池裕太(2018年初从鹿岛鹿角队加盟)、1996年出生的中场球员谦田大地(2018年从德国法兰克福队租借过来)、1994年出生的攻击型中场球员木下康介(今年刚刚从瑞典哈尔米斯塔德斯BK队转会过来、是第一位在瑞典顶级联赛中效力的日本球员)、1995年出生的中场球员关根贵大(2018年1月从德国因戈尔施塔特04队租借过来)等四名球员。

　　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日本企业在幕后负责经营这家俱乐部，这支球会何以能够在一个赛季中同时吸纳六名日本球员？

　　除了像比利时的圣图尔登这家球会之外，在法国、德国、荷兰等多家俱乐部中，也有类似这样由日本企业在幕后掌控或负责经营的俱乐部，这无疑为日本球员留洋、闯荡欧洲创造了条件。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日本球员的个人能力与水准。

　　本届亚洲杯赛上闯入四强的伊朗队在俄罗斯世界杯赛上因为表现出色，又有众多球员加入了留洋大军之中。但由于伊朗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以及被全面封锁的现实，伊朗球员更多地只能前往非主流国家。

　　在本届亚洲杯赛上，伊朗队仅仅召回了9名在欧洲效力的球员，其中两名在比利时沙勒鲁瓦队效力的球员阿里-格里扎德赫和奥米德-诺拉夫坎两人均未能入选，原因是有伤病在身。

　　而这两人之所以能够在这家比利时顶级联赛球会中效力，原因也在于：伊朗商人阿巴斯-巴亚特曾在2000年至2012年担任过这家俱乐部的主席，尽快离任是因为各种非议，但影响力依然还在。

　　因而伊朗球员加盟也就很正常。类似的，还有韩国商人控制了比利时的俱乐部。而伊朗除了在比利时之外，其商人还收购了葡萄牙的至少两家俱乐部。

　　日本、韩国、伊朗都是亚洲足坛的顶尖强队，不仅仅是这些亚洲足坛的强国采用这样的办法，类似像新近崛起的卡塔尔，也是采取类似的办法。像卡塔尔基金目前在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都全资收购了相应的俱乐部，目的就是将本国球员送到这些俱乐部效力，以得到锻炼与提高。

　　至于像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是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像英超有多家俱乐部已经为马来西亚、泰国商人所控制，只是由于英超的外援有严格的限制，这些国家的球员难以前往英超球会效力。但是，在其他欧洲国家，这些商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让本国球员加盟。

　　譬如，像泰国的主力门将卡文-塔姆萨查南目前在比利时的第二级别俱乐部旧赫纲尔莱鲁汶(Oud-Heverlee Leuven)效力，这家俱乐部是由泰国的龙头旅游零售企业王权国际集团在背后控股，该公司控股之后与泰国足协联系，选择一位有能力与水平的球员加盟，在该队能够屡屡获得出场机会。

换而言之，类似武磊这样的“模式”，在中国足坛或许是新鲜事物，但在亚洲足坛早已为人所采用。而且，类似武磊的，像张玉宁加盟海牙俱乐部，其实就是这种“模式”，只不过张玉宁并不是转会，而仅仅只是租借。而且，由于张玉宁在海牙队出场机会不多，因而这种模式也为更多人所“诟病”。

③中资俱乐部资源未协调

　　最近几年来，中国资本收购的海外俱乐部无数，甚至一度掀起过高潮。即便是如今，依然还有很多俱乐部为中资所掌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很好地将这些资源协调、利用起来，因而，这些由中资收购的俱乐部给人的感觉就是“为收购而收购”，“与中国足球毫无关联”。

　　加上这些收购海外俱乐部的中国资本所属管理人员本身对足球、尤其是对欧洲足球诸多政策、规定等并不摸底，需要时间慢慢与接触与了解，才逐渐明白其中的缘由，因而过去几年来也没有让中国足球能够真正从中受益。

　　但是，此番武磊走出去、加盟西班牙人俱乐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示范性作用。假设武磊未来几年能够抓住机会、并能够稳定地获得出场机会，则无疑为其他后来者提供了可借鉴意义与可操作性。

　　毕竟，这次是由上而下、上面牵头，开始重视与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最终促成的这一次转会。也就是说，在有关方面的指导下，中国足球开始与这些中资俱乐部之间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未来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未来中国球员留洋也就能够开出一个新渠道。

　　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说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欧洲各国足坛的规定各不相同，所面临的形势与环境也各不相同，需要具体事情、具体问题拿出不同的解决办法。

　　但无论如何，能够走出这一步，显然具有不同以外的意义。这或许才是武磊加盟西班牙人、“武磊模式”的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