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百折不悔

　　与陈志皋结婚后，黄慕兰开始拥有更多的社会身份。她通过争取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以下简称“通易公司”）的调停复业，成功打入上海金融圈。

　　其时，通易公司的复业，在上海金融界是一条破天荒的新闻，因为此前还没有哪一家金融公司能在破产后又复业的。但对黄慕兰而言，此举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通易公司的复业，为共产党开辟了一个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公开联络阵地。1937年11月，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上海成为了“孤岛”，1938年1月，党中央派刘少文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的身份来沪，向黄慕兰转达了不同意其到延安去的请求，“要我充分利用陈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合法身份和已开辟的上层统战关系的有利阵地，继续在上海坚持工作。”

　　1938年，阿英（钱杏邨）组织“风雨书屋”，负责出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领导的抗日救亡刊物《文献》，还刊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国统区中的重要舆论武器。“风雨书屋”就隐藏在通易公司的二楼，除了存放文件文稿外，还为文化界人士约谈提供了方便。

　　通易公司的资金也为支前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证，例如，1937到1939年间，与社会知名人士共同支持《每日译报》，为《鲁迅全集》出版提供无限透支的资助等。

　　在上海参与抗战救亡的这几年，黄慕兰参加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上海分会”的工作；淞沪会战爆发后，上前线慰问，开办救护训练班，培训救护人员；1939年1月，组织运输支援抗日的物资等。

　　但通易公司的工作，仍让黄慕兰背上了资本家或资本家太太的名号，这使得她后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麻烦。然而，当时的黄慕兰心中所想的，无非是希望通过扩大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为后来运用金融界的这个阵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1942年，黄慕兰前往重庆面谒周恩来和邓颖超，黄慕兰再次表达了自己想前往延安参加战斗，周恩来说：“你几次要求到延安去，我们都未同意，难道只有调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吗？在白区工作，只有比在延安更艰苦和危险。”

　　这次会面，黄慕兰还带上了自己和陈志皋的两个女儿，周恩来慈祥地让孩子们称他为舅舅，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嗨！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长大以后一定很聪明。慕兰，你的种子是优质的，你生的孩子一定个个都是很聪明的。”

　　从重庆回来后，黄慕兰与陈志皋继续在白区工作，然而1942年底，异变陡生，两人一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在国民党监狱。

　　在狱中，黄慕兰自己书写抗辩书，她也不去指斥军统特务如何反共的倒行逆施，只是说明如今处在团结抗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自己的立场是不分党派间的歧见，坚决支持并参与抗日救亡工作，因此，决不反共。

　　黄慕兰在抗辩书中写：“我如反共，他年遗孤长城，将何颜相见？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俾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故三军可夺其帅也，而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她与陈志皋一早串好口供，在特务面前坚不吐实，直至1945年保释出狱。出狱后不久，日本就宣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方面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刘少文向黄慕兰和陈志皋转达中央的指示，尽快返回上海恢复通易公司的业务，重点联系金融界和文化界，继续作为国统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对外联络点。

　　回到上海后的两人，立即重新开展工作，通易公司在这一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发起的为上海文化界募集医疗基金的义演义卖会，支持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继续利用通易公司的保管库，义务地为鲁迅、茅盾、阿英等保管着大量珍贵文献等工作。

　　如火如荼的工作开展中，1948年中秋之夜，两人的好友从南京突然打来电话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和经济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已决定吊销通易公司的营业执照。

　　飞来横祸，通易公司损失惨重，终至破产。陈志皋逢此巨变，心情懊丧。建国后，黄慕兰的党员身份迟迟未得到恢复，两人的生活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1950年，陈志皋终于向黄慕兰坦白，自己已决意离沪赴港，通过海外创业的机会，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陈志皋劝说黄慕兰同行，他担心黄慕兰将面临冤假错案，受到审查，但黄慕兰坚持留在大陆，两人的二女一子，也都随黄慕兰留下。

　　离别前的陈志皋，承诺“决不离婚”，但这一别，也成了永远。1988年，陈志皋在台北病逝，38年的时间里，两人再未见过一面。

　　1980年，黄慕兰与夏衍在上海合影。

　　2010年，104岁的黄慕兰在写作。

生性好强：“这是我一生的长处”

　　陈赓曾对黄慕兰的二儿子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19岁就投身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的黄慕兰，从北伐大革命、南昌起义、上海早期工人运动，再到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她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组织者。

　　她数易其名，幼年学名黄彰定，字淑仪，1926年参加革命时改名黄慕兰，所以地下党的老同志都叫她慕兰。但在委托陈志皋父子营救被捕同志时，用的是黄淑仪的名字。1932年，又为自己改名黄定慧，此后一直用这个名字。

　　“定慧”一名与黄慕兰之父也有关系，弥留之际仍十分挂念女儿的黄颖初曾说，最好她能皈依佛门，托佛的保佑使她福慧双修。巧合的是，黄慕兰曾在定慧寺与陈志皋、李南香一同喝茶时提及这份家书，他们便对黄慕兰建议，不如就改名“定慧”。为了纪念父亲，也为了改取一个佛教色彩浓厚的名字来掩护营救活动，她从此改名黄定慧。

　　因此，除了黄慕兰与陈志皋的家人知晓她本名黄彰定字淑仪以外，1932年后认识的人都只知她叫黄定慧，而大革命时期直到30年代初的地下党老同志都只叫她黄慕兰。

　　在地下工作时期，数度改名实在是权宜之计。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公开点明了，党的地下工作者黄慕兰就是黄定慧。

　　这样一位经历共产党成长的老党员，却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刻享受革命的果实，1955年始，她因错案二进秦城监狱，历经17年的监禁生活，直至1980年，在邓颖超的帮助下，才顺利平反。

　　1980年5月8日，已过古稀之年的黄慕兰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1982年到1992年间，她还担任了两届的市政协委员。直至1993年夏移居杭州前，凡是市政府或参事室安排的各项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也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老朋友戏称我成了‘电视明星’了。”

　　1993年后，定居杭州的黄慕兰才下定决心动手写自传，每天口述一盒录音带，再请人对录音带进行整理，耗时漫长。黄慕兰的外孙女陈弘欣写道：“家族里，我们这一辈中，我是第一个看着她开始写自传的孩子，看着她一遍又一遍，一篇又一篇地从湖北的大冶，写到北京、上海，直到杭州。”

　　陈弘欣还提到：“中国解放以后，她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用笔回顾自己的历史，先是为审查，后是为申诉，直到现在，才真正有了实在的意义：是为了记录，记录一个中共早期革命者一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足迹；记录一个女人，在男权的世界中的挣扎、奋斗、成功和挫折。”

　　陈弘欣感叹，在秦城监狱前后两次一共十七年的监禁生活，丝毫没有动摇外婆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信心，也丝毫没有改变外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但黄慕兰本人却始终乐观达然，当年与陈志皋的结合，引来众说纷纭，有人污蔑说这是“共产党的美人计”，有人说她是贪图生活享受“去做阔太太”了，她自己说：“但我至今，仍是心怀坦荡、无怨无悔。”

　　在自传中，黄慕兰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好在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所以这点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压不垮我的。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