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贵族精神”

­　　在螺旋桨飞机的二战时期,双方战斗机飞行员甚至可以看到对手的脸和表情。如果记往那个飞机编号,甚至可以知道跟自己对战的是谁。

­　　古代武士的决斗不正是如此?

­　　张钊维思索,与日军飞行员对决的中国年轻人是抱着怎样的想法,与侵略者在云霄间生死相搏呢?

­　　在中国空军抗战的史料中,张钊维读出了他后来定义的“贵族精神”——

­　　中央航校第三期毕业的沈崇诲出身富裕家庭,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但九·一八事变以及一·二八事变后,他毅然放弃优渥的工作,进入当时的中央航校,从光头的入伍生学起。沈崇诲心中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效死”国家。战前,他曾透露过:必要时,将驾机和敌人同归于尽。

­　　1937年8月19日,淞沪会战不到一周,沈崇诲随大队出征,预定轰炸长江口外海的日本军舰,但在杭州湾上空因飞机有状况而脱队。其后,沈崇诲与后座的陈锡纯,在白龙港海面连人带机冲向敌舰,与敌人兵舰同归于尽,践行了中央航校“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的校训。

­　　1938年4月29日是那年日本天长节(天皇生日)。是日,日军出动54架飞机空袭武汉。两军对垒,近百架飞机在空中缠斗。短短半小时,日机被击落21架,中国飞机损伤12架。

­　　还在住院的陈怀民,顶替患病的战友升空迎敌。击落一架日机后被五架敌机围攻,飞机油箱着火,没有跳伞,而是果断加足油门,撞向日机同归于尽。

­　　陈怀民牺牲前曾说:“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从来没想着回来!”

­　　“这就是贵族精神。”随着纪录片制作的进程,张钊维渐渐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　　“并不是延续那种王室血缘、权贵世袭的传统贵族。因为我相信,即便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需要一群有能力的青年人,去展现一种无怨无悔地为社会奉献、为下一代牺牲的高贵精神；他们有清楚的目标与良好的训练,他们面对生死攸关的挑战时能够勇毅地迎向前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会耍小聪明、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退路、不会畏缩、不会人云亦云终至不知所云。”张钊维说。

­　　知晓义利之辨、明白生死之辨,还从事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张钊维从三个维度定义了自己心中的贵族。

­　　谁不畏死?何况风华正茂、家境优良的青年。但当敌人破门而入时,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为了祖国,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下决心斩断自己的未来。

­　　1937年牺牲的王牌飞行员刘粹刚,在给妻子许希麟最后的家书中写道: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

­　　1945年5月,牺牲在胜利前夕的张大飞在绝笔信中说:“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　　在采访中,张钊维一再提及,当年成为空军飞行员的年轻人大多出身良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如果没有遭遇国难,这批青年应该能拥有很好的生活。

­　　在当时的空军里,有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林徽因的弟弟林恒、王光美的弟弟王光复、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张钊维认定,正是这批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后,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新人类决定了我们民族今天的面貌。

­　　正如曾在1937年“八一四空军大捷”击落一架日机的张光明,在与《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一书作者朱力扬谈起70余年前的往事时说:“很自然做了该做的事,如此而已。”

­　　“我觉得这是人生的课题之一,去想面临那种(生死)情境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决定。它不是你每天都要做的功课,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生命有80年,其中有90分钟让你想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够了。不是够了,是应该的。”张钊维说。